有着高中文化程度的张福科说，自己也曾看过法院的判决书，那里都会有依据法律第几条第几款进行判决的表述，但自己手上拿着的这份判决书，通篇没看到一处法律依据。他不明白法院是依据什么判的这个案子。

  2月18日，记者正常采访了此案的审判长汤秀彬法官。他说，“因为目前还没有彩票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只能依据福彩中心制订、自治区财政厅批准的13选7的游戏规则进行审理判决。”

  对于规则的合法与否，汤秀彬法官认为，这是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规则，如果有问题也不在该案件解决的范畴。

  汤秀彬法官和记者说，由于当事人已经上诉，一审判决并没有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更多的情况不便透露。

  一些律师在看了一审判决书后认为，在我国没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在事实和现有可依据游戏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判决是妥当的。

  记者非常想听听福彩中心委托代理人、新疆银石律师事务所丁律师对此案的看法，但丁律师在电话中异常谨慎，不断询问记者的目的，告诫记者不要再报道，称此案并不像记者写的那么简单，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在张福科看来，这个案子其实格外的简单，就是福彩中心在媒体上公布的号码应视为中奖号。而事实是福彩中心公布的中奖号码根本不是实际中奖的号码。这是关键所在。

  张福科的律师任栓林也认为：公布的号码应是中奖号码，这是必须的，也是符合通行规则的，否则，彩民买它干什么？

  任律师说，我国《民法》规定，民事主体对他的民事行为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既然向社会公布，就应视为合同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就此他认为，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就是错了，也要将错就错。在他看来，福彩中心公布行为本身是一种终结行为，是不可更改的。

  但对任栓林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都以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和规定中，并没有规定彩票开出公布的一定要是中奖号。从严格意义上说，任律师的看法并无法律依据。

  而对这种看法，任栓林则认为，对于人所共知的、公理或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从法律意义上是不需要举证的。彩票开奖就属于这种情况，开奖这种行为按通行规则和惯例，就是开中奖号码，而不是开非中奖号码。

  福彩中心主任尹明奎和记者说，“13选7”尽管只是“25选7”的促销手法，但事实上，中奖难度大于“25选7”，因为多了一个中7连6的限定。

  彩民则认为，既然是“25选7”的促销活动，“13选7”就应在难度上小于前者，否则如何可以称为促销呢？

  也有彩民对“13选7”的规则产生了质疑，既然规则中要求中奖号码必须出现6连号，那就属于排列，不是组合，而复式投注彩票却是组合，销售方式和游戏规则本身就出现了抵触。

  与此同时，一些彩民对“娱乐奖”奖金累积至200万元后不再累计产生了质疑，“13选7”的彩票一直在销售，而且设立娱乐奖的目的也是为了回报彩民，那就应该在彩票出售的收益增加的同时增加奖金数额，现在“13选7”没有人中，又不增加奖金数额，彩民们认为这个奖项不够透明。

  自治区财政厅和福彩中心的解释是，“13选7”是“25选7”的促销活动，所有出售的收益也都记入“25选7”的大盘之中，动用的200万元奖金是调节基金，不存在资金流向不明的问题。

  任栓林律师接手这个案子后，查阅了大量有关彩票发行的管理办法、条例规定。他发现，在福利彩票管理上政出多门，有民政部的规定，也有财政部的规定。有些规则含糊不清，有些相互抵触。这给他打这场官司带来不便。这种缺少法律和法规依据的情况，不仅困扰着从事法律工作的任栓林律师和该案的一审法官汤秀彬，也同样困扰着监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综合处副处长李小忠称，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可以参照执行的只有财政部和民政部下发的几个管理办法和暂行规定。彩票发行又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随时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而一些管理办法和规定处在逐渐完备和健全过程中。

  记者了解到，对于“13选7”的游戏规则，财政厅并不进行可行性论证。“我们没这方面的专家，只能参照内地的规则，据福彩中心的技术人员测算，这个奖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预计10期可以开出，所以只批了10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张福科说，他对公证处为福彩中心开奖的公证颇为不满。公证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为什么公证处会公证出一个不符合游戏规则的开奖号码？

  张说，他在看到报纸公布中奖号码的当天，就打电话给公证处询问。一位工作人员回答：我们只负责公证现场摇号过程是不是满足规则，监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真实性。而不对是否中奖负责。

  在张看来，既然是公证就应对彩票开奖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做监督，其中应包括这种玩法的规则，而不应只是现场。要对现场开出的奖是不是满足游戏规则做监督。应该依据规则判定结果，而公证处忽略了这一点。

  记者就公证处公证彩票开奖是否只公证监督现场一事，前往新疆公证处采访，但接待人员以当事公证人员外出为由拒绝了采访。

  一位知情人通知我们，目前国家尚没有《公证法》，这使得公证事业常常处境尴尬。

  记者采访了新疆大学法学院申志民副教授，他认为，购买彩票是一种民事行为，在法律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在民事双方没有现成法律规定，且双方没做出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是按照交易习惯确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但交易习惯和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不同，如何认定行为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应由法院裁定。

  对于开奖公布结果一定要是中奖结果这一说法，申教授认为，公示行为和债务无关，不能认定通过公示的东西，就必然是真实的，公示只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这个玩法本身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和法规规定，这种游戏规则本身有重大问题，那么这个公示本身不具法律效力。

  同时他认为，公证一般意义上讲是对一个事实的真实程度的确认，具体到中彩的公证，是否有责任确认是否是中奖号，这和公证的规则有关。从一般角度理解，对彩票的公证其实是对彩票公信力的公证，而不单纯是对某一过程的公证。对是否是中奖号码不公证，是说不过去的。

  申教授认为，目前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等。游戏规则的制订、控制、解释都由一方掌握，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彩民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他直言，目前我国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还处于无序状态，还不规范。国家应加大彩票的监督管理力度，完善有关规定法律法规，使福利彩票以及其他彩票健康发展，更好地造福社会，服务百姓。 李润文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