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在于其社会需求的高度场景依赖性。首先，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划分方法，根据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不同，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划分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教育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前工业社会没有特别要求；工业社会提出高素质工人需求，因此导致义务教育，通过9年的学习，培养大量能胜任工业制造基本操作的产业工人；后工业社会则提出高素质的服务业人员需求，因此导致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要求学习者掌握分析、评价和创造层级的高级知识。而贯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最佳途径。
我们今天已经走进所谓的“全人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均对文理贯通的“全人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十分重视。
由此可知，是否提供义务教育、是否强调记忆性知识、是否强调创造性知识，并没有对错之分，而只有是不是满足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是不是满足社会需求之分。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倡导文理贯通、注重创造的教育，慢慢的变成了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精准把握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党中央的表述严谨清晰。首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要求，表明这一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不再是一个远大目标和执政理想，而是要有切实举措、见到实效；其次，“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要求又表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尽力而行”，兼顾需要和可能。再次，“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说明推进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和民心所向。
开放科学是指以人人可获得的形式获取各类科学知识，实现信息共享，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合作、实现进步、驱动创新的一种科学研究系统实践。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科技期刊数量大幅度增长。虽然一些期刊与数据资源有了明确的开放获取导向，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开放获取的相关实践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政策部署较为分散；此外，已有的政策纲领较少集中针对开放科学本身进行，大多都与已有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如关于开放获取与开放数据的表述体现在优化学术环境、科学数据管理、科技资源共享等的政策方案当中，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规划；进一步地，我国尚无讨论关于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远规划方案，而是更多在有关政策建议中提及数据的开放特性。接下来，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制定专门针对开放科学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拟定统一标准，并与国内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紧密结合，形成系统完整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总体规划。
在科学界中积极地推进开放科学建设，实现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可追溯，既可以高效分享及传播有关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使得研究成果评价机制更加多元和透明，不失为在制度建设上提高我国科研伦理水平的有效方式。
我国应积极引导、推动及构建开放科学体系建设，一方面系统梳理当前我国开放科学的概况，加紧研究、积极应对，形成自身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的一套科学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热情参加国际合作，参与开放科学变革中有关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掌握一定主导权。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项伟大创举。2020年以来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助长了一些国家的内顾发展倾向，但依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链断裂也好，苏伊士运河堵塞造成的混乱和损失也好，都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不能逆转，同时证明了全球化仍然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既表现在合作意愿尚未充分沟通，也表现在连接世界的基础设施仍有巨大的缺口，必然需要加强连接性和连接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沿线国家和第三方，涉及大量在建和预期实施的项目，需要克服诸如经济体制、政策理念、文化传统、要素禀赋等诸多问题造成的难点和堵点。而各国之间的广泛磋商、建设项目的早期成果、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充分交流，则提供了丰富的新事物和新经验，无疑有助于求同存异，形成新的认识，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学位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之一，1980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对学位问题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而《学位条例》与目前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不相契合，需要改进。正因为如此，教育部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该草案在法学界和教育系统都引起了高度关注。
学位法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目前的教育法治体系，更要考虑国家层面上的法治体系。学位法严格来讲属于高等教育法的组成部分，不能与高等教育法形成“两张皮”的情形。换言之，拟制定的学位法要对接《高等教育法》，要融入教育法治诸环节，要体现法治体系动态化的特点。只有这样学位法才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
学位与学术是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形式要件和实体要件的关系。即是说，学位授予的前提是学术规范。任何一个学位取得者都要首先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而学位法也不能够回避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学位法要以学术规范为基础，要彰显学术规范。
另外，学位的授予与国家战略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相契合。学位授予应当将高品质人才的培养作为重要目标，学位授予应当有高品质人才认定和评判的依据及标准。这使学位授予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机制问题。
当代青年要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在深入的历史学习尤其是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破除对历史的碎片化、似是而非的理解，找准方位，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破除学生对历史的疏离感，找准成长的时代方位。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都有自己的时代使命。青年学生要深刻领会自己的时代使命，一方面要从当今世界格局和中国方位中来把握，另一方面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去理解和把握。
破除学生对历史的碎片化解读，提升对“行”“能”“好”的认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通过系统的历史学习，让青年学生深刻领会在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中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了其他政治力量没办法完成的艰巨任务，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就在于我们党以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并能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破除学生对历史似是而非的理解，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做到知史爱国，自觉坚定“四个自信”。
破除学生对历史的偶然性假设，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着力引导青年学生从整体性、系统性上加强学习，站在党的百年历史发展时空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信心，蹄疾步稳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中国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界、社会生产和思维世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锤炼和培育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和道德情操的综合；时代精神是在具体时代发展中反映出来的先进的、积极的且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新时代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展示出来的精神，它既是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也是时代精神的培育和发扬。
新时代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融合。
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对海洋科技投入的逐步加大，我国海洋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坚持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持续加强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明显提升了我国在若干前沿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坚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协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海洋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自主研发形成了海洋探测装备体系，实现了由近岸到大洋、由浅海到深海的历史性跨越。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为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美国白宫日前发表一份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天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检查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事故的可能。而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精确指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科学严谨地排除了“病毒是由实验室所造”这一阴谋论。而美国政府选择在世卫组织报告发布两个月之后重新大肆炒作病毒溯源问题，可谓居心叵测。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只会破坏全球抗疫大局，损害人类共同利益。相较于中方展现出大国担当，坚持以世卫组织为中心进行国际协调，美国沉溺于阴谋论的行径不免失之鬼祟。只有消除偏见，科学、理性地认识问题，全人类才能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真正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自“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以钢铁般的事实上了它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是香港未来保持长治久安、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祖国内地与香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对于香港来说，只有背靠祖国才有能力面向世界，只有同气连枝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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